林育南，又名林毓兰，字香浦，化名李少堂、铁峦，笔名林根，1898年12月15日生于湖北省黄岗县。他自幼聪慧，启蒙老师李卓侯(李四光之父)曾说：“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早年在武昌大学中学部学习期间，林育南就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进步社团——互助社。后来，他又发起组织了“黄社”，在武汉地区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的宣传、组织工作。
像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林育南曾是《新青年》的热情的读者。他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觉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到曙光一样。”为了唤醒迷失在封建旧教育之中的一代青年，1919年3月，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武昌第一家以宣传新文化为宗旨的杂志《新声》半月刊，成为“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
不久，林育南与时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的恽代英等，发动和领导了武汉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作为学联的负责人，林育南走在中华大学游行队伍的前列。6月1日，学联又领导和组织了武汉学生的罢课斗争。湖北省总督王占元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悍然出动军警，制造了“六一血案”。军阀政府的血腥暴动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义愤，在恽代英、林育南等的宣传和发动下，6月10日，汉口商人罢市。12日，武昌商人也起来响应，实行罢市。旋即，武汉工人阶级举行罢工斗争，支援学生爱国行动。于是，在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王占元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并电告北京军阀政府和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林育南意识到救国救民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在了他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林育南和“互助社”的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办刊物，开书店，设学校，开工厂，积极“谋社会之改造”。林育南曾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浚新学校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实施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农民地位的改造”，后因经费困难而中止。1920年2月，林育南与恽代英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作为他们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利群书社”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成为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湖北地区的革命青年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1920年9月，林育南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很快地抛弃了原先曾接受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他从北京回到武汉，与恽代英等发起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存社”。“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林育南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不久，传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喜讯。林育南立即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一踏上革命的征途，他就以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成功地开展了粤汉铁路机务处和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开始了他光辉的革命生涯。
此后，林育南又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并筹建了武汉工人统一的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林育南任该会秘书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1922年9月，林育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北省全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任秘书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团结教育广大的工人群众，林育南与施洋创办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机关报《真报》。《真报》发布工团联合会的指示、命令，报道工人和学生、市民的爱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因此被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视为劳动者的“福音”。
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汉口英国香烟厂、棉花厂、大冶下陆铁矿等厂矿相继举行罢工，武汉工人运动进入“极盛时代”。武汉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有林育南的一份功劳，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林育南也成长为一名富有实践经验的出色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以后，在举世闻名的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的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等重大事件中，林育南作为领导者、组织者和宣传者，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7年5月，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胜利地召开了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日本、朝鲜、法国、苏联、美国、英国、爪哇和中国等国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国际工人组织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林育南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所组建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厅秘书长，会议的翻译、宣传、庶务以及文书等会务工作，由林育南一手主持。在他和大会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的工作下，在短短半月之内，大会筹备工作一切就绪。大会开幕词和各项决议案等主要文件，皆为林育南起草。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光辉的文件，代表着太平洋沿岸以及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会议的成功召开有力地加强了太平洋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林育南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他的一份贡献。
在近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的事业，林育南不畏艰险，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有时是腰缠万贯的南洋归侨，有时又是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有时是衣冠楚楚的名流学者，有时又是衣衫褴褛的工人，党需要他在什么岗位上工作，他就在什么岗位上战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曾是团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宣传部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中央工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秘书长，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为革命鞠躬尽瘁，在他看来，是他的天职。高度的革命理论修养，又使林育南对党内斗争具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在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期间，他同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搞飞行集会，搞暴动，“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在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工作期间，他领导秘书处同志积极开展反对和抵制冒险主义的活动。为了加大斗争力度，他还联络了党和工会的一批领导骨干如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用各种形式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他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意见和观点，为在党内结束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斗争中千锤百炼的林育南，成长为一个坚强革命者。总结与立三路线斗争的经验，他告诉友人：“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般的顽强……就以此自励，以后就叫我‘铁峦’吧，铁峦呵!好自为之!”
以泰山一般的坚定，钢铁一般的顽强，林育南很快又投入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1930年冬，王明回国伊始，林育南就敏锐地觉察到了此人的篡党野心，并为此忧心忡忡：中国革命如果让这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和“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压迫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匆匆召开，草草收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路线的统治。与会的江苏省委代表何孟雄等和“全总”、“海总”、“铁总”、“纺总”的代表集体退席，以示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确定的路线、方针的反对态度。会后，林育南与何孟雄、李求实等工会干部和江苏省委负责人开会，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并向党内发表了《告同志书》，揭露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和篡党夺权的阴谋。王明凭借手中的权力，大搞宗派主义，对林育南、何孟雄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不仅将林、何等统统打成“右派”，还扬言要开除他们的党籍。这场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正如林育南所言：“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然而，王明的高压政策决不能阻止林育南等人为捍卫真理、捍卫党的事业和党的生命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与其他六位同志在上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研究如何展开反对王明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告密，与会同志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行动队悉数逮捕。在此期间，何孟雄、李求实等也都被捕。
在狱中，林育南英勇地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与何孟雄等千方百计地互通消息，互相鼓励，并设法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入狱那一天起，他们就作好了为党献出一切的思想准备。他们在监狱的墙上画了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然后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以表达他们对党的忠诚和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1931年2月7日晚，林育南等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英勇就义。
1945年，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党中央的决议对林育南等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是党的好儿子，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忠骨被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墓区内。迎朝阳，历寒暑，烈士的革命精神就像墓区四季长青的草坪一样，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扎根在祖国的大地。
(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