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松，1902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栗林咀一个地主家庭。他7岁在家乡读私塾，除学习“四书”外，还学了一些在当时只有“洋学堂”才能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接触到新思想。他于1922年考入黄安高等小学，次年秋又考入董必武举办的武汉中学。在武汉中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革命活动，很快成长为革命的活跃分子，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王秀松根据党的决定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秋返回武汉。1927年，他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分回到家乡黄安开展农运工作。王秀松回到黄安，与从武汉邀约的两位进步的女教师，主办进步学校，取名“雪花小学”。他没收了王氏家庭的“租谷”用作办学经费。有钱人家小孩读书收学费，贫苦农民的小孩读书免费。废除陈旧的孔孟之道一类的教材，学习国语、算术、图画、地理，还有自编的教材。学校成立了文娱宣传队，经常开展宣传活动；还成立了儿童团，进行革命教育，儿童团一律穿蓝制服(贫苦学生免收服装费)，开展团日活动。王秀松除创办雪花小学，还专门为贫苦农民开办了贫民夜校。一些贫苦农民，白天干活，晚上读书。王秀松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编写歌谣，启发农民的阶级斗争觉悟。如“穷人真可怜，缺油又缺盐，勤扒加苦做，无吃又少穿，日子似黄莲”。这首歌反映了农民的切身痛苦，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八七会议后，王秀松遵照黄安县委制订的暴动计划，积极组织栗林咀、沙河一带的农民和农民自卫军，发动了“九月暴动”。他组织农民自卫军几十人打开沙河王家地主寨子，自卫军开仓分粮，分财物，闹得一片火红。“九月暴动”之后，中共湖北省委根据黄麻两县党组织汇报的情况，基于这两县群众运动的良好基础和一定数量的农民自卫武装，决定在黄麻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黄麻起义是党在大别山地区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总指挥是潘忠汝。1927年11月13日午夜时分，起义军从黄安紫云、七里坪、二程、高桥、桃花分东西南北路向黄安城挺进。王秀松、詹才芳、李先念等率领农民自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南门。黄麻起义胜利后，王秀松被选为黄安县农民政府委员。

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为将这支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27年12月5日，国民党任应歧部向黄安县城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由于敌众我寡，黄安县城重陷敌手，鄂东军主力被迫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王秀松一直坚持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他对依靠群众具有坚定的信念，认为：“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没有群众武装，我们生存不下去。”他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激励和鼓舞着大家。他曾编写了这样一首歌谣：“柴山野洼是我房，青苔石板是我床。红薯蕨根是我粮，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员。”

1928年春夏，革命形势又有好转，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有了发展。为了统一加强领导。10月，红三十一师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集会重新组成中共鄂东特委，王秀松当选为特委书记。会上，他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否决了工作重心应放在城市，特委机关应设于白区的错误意见，坚持发展边界农村的武装割据。12月，特委又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划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商城、光山，安徽的六安等县为鄂豫皖边界特区。鄂东特委在王秀松领导下，对促进鄂豫皖根据地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秀松闹革命的名声愈来愈大，国民党反动派曾悬赏二千光洋捉拿他，并封了其父王建禄经营的杂货店，威逼其父说“如不交出王秀松，就要交出你的脑袋，二者必居其一”。在反动派的高压下，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王建禄也就日益向反动势力靠拢。王秀松对其父的反动行为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过多次劝告，然而王建禄不仅不听儿子的忠言劝告，而且公然扯起反革命的旗帜残杀革命同志，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身为共产党员的王秀松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他们父子终于彻底决裂了。

他带领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罪孽深重的地主家庭，并于第二日清晨，亲率自卫军逮捕了王建禄，就地镇压了。王秀松大义灭亲的英雄事迹，被群众广为传颂，人们作歌谣颂道：“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1929年5月，鄂东特委改组为鄂东北特委，王秀松为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调任特委黄陂县办事处主任。1930年春，王秀松调部队工作，曾任团政治委员，1931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后遭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于1932年被张国焘逮捕。王秀松在拘禁期间，曾写了《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史》。同年9月，王秀松被张国焘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袁珊红)